导读：从司法制度上取消赔偿上限，加大精神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结构分量，才是对生命与自由的一种真正的制度上的尊重与保障，加大精神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比例更具有法治进步的标杆意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美好的，也是无价的。然而，事实上自由也是有价格的，比如蒙冤坐牢11年的赵作海沉冤得雪，获国家赔偿金共计65万元人民币。据悉，呼案家属将正式向内蒙古高级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呼格案国家赔偿会有多少?有热心者估算104万至140万，这在贫困农村地区看起来似乎不算太少。自由与生命本无价，但既然硬要定价，为何又与发达国家的“定价”有天壤之别呢?美国纽约男子德斯柯维奇在16岁时被控性侵15岁同学，尽管DNA证明他无罪，却仍遭判刑入狱，还因此坐了15年的牢。重获自由后，他状告法院并胜诉，获得超过4100万美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精神赔偿更具标杆意义

　　导致中外这一巨大定价差异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活水平，而是法律制度的差异。首先，比如在美国纽约、马里兰、华盛顿特区等州国家赔偿都是无上限，而中国的国家赔偿不论死活都是以20年的平均年工资封顶;其次，美国动则上亿巨额赔偿金主要来自于精神赔偿，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国家精神赔偿的出现一路走来总是羞羞答答。

　　在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中，才明确了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而且条件很苛刻，要求“受侵害而有严重后果”。今年10月，最高法院出台《关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限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至此，中国法律对于国家赔偿中的精神赔偿才有了明确的数额规定。

　　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往往只具有象征意义，是整个国家赔偿体系中的最后一笔赔偿、最后一个项目，也是最难确定数额的项目，自由裁量权空间极大。

　　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生命于任何人只有一次无法重来，也是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的。所以从司法制度上取消赔偿上限，加大精神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结构分量，才是对生命与自由的一种真正的制度上的尊重与保障，加大精神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比例更具有法治进步的标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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