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加快了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中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第一，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服务业。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从2012年在广东开始，被本届政府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这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密切有关，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重在有序推进。比如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2014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改革。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不过，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推进。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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