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7月23日,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在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上宣布: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任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方针,将对朝政策转向“先和平”路线。 郑东泳还说,政府已从官方词汇中移除“朝鲜无核化”这一术语,代之以更宽泛的“无核朝鲜半岛”目标。
这不是一次常规的政策微调。韩国对朝政策三十年,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转向——不只是策略换了,连目标本身都改了。
一、什么是“放弃”?郑东泳说了什么
郑东泳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
为什么会放弃?郑东泳给出了两层解释。
第一层是国内政治。他说,前任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 。什么意思?前任政府拿“对朝强硬”当政治招牌,用激化南北矛盾来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套逻辑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选票。第二层是现实逻辑。郑东泳说得很直白: “如果把‘无核化优先’作为对话的前提,双方就无法开启对话。” 现政府认为,重启对话、建立互信才是第一步。先把门敲开,再谈里面的事。
这两个理由是递进关系:先否定前任的动机(“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再否定前任的逻辑(“以无核化为前提无法打开对话之门”)。前者是政治判断,后者是战略判断。郑东泳把两者放在一起说,等于告诉外界:前任那套东西,既没诚意,也没效果。而如果这两点都站不住,放弃CVID就不再是“妥协”,而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二、不搞“无核化优先”了,那搞什么? “先冻结”
放弃“无核化优先”之后,拿什么替代?郑东泳给出的答案是 “先冻结朝核”战略。
逻辑并不复杂: “此时此刻朝鲜仍在增强核武力量” ,与其坐等永远实现不了的“完全无核化”,不如先让朝鲜 “停止扩大核能力” 。只要朝鲜做到这一点,韩方就提供相应回报。统一部将着手讨论建立“韩半岛和平体制”,为朝鲜冻结核武创造条件。
这等于承认了一个事实:要求朝鲜立刻弃核已经不现实了。 郑东泳自己说的: “在现实与目标之间,更重要的是现实。”
换句话说,韩国政府不再把“朝鲜弃核”当作对话的前提,而是把它挪到了对话的终点。先谈起来,能冻住就算阶段性胜利。至于“完全无核化”——那是以后的事,能走到哪一步,谁也不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郑东泳提到的“分阶段路径”在国际层面已有铺垫。2026年6月G7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了韩方的“分阶段着手方案”——先让朝鲜不再生产新的核物质、不再向海外转移核物质、不再研发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特朗普当场表示赞同。也就是说,“先冻结”不是首尔单方面的构想,至少在原则层面已经拿到了华盛顿的默许。
至此,新政策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晰:放弃“弃核前提”,代之以“冻结目标”;放弃“一次性解决”,代之以“分阶段推进”。但这一框架的转变,究竟是被什么力量推动的?
三、为什么要急转弯?三个现实
这场转向来得又快又猛,背后有三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第一个现实:前任的路走不通。 尹锡悦政府五年,“无核化优先”喊得震天响,结果呢?韩朝对话彻底中断,朝鲜核武器越搞越多。郑东泳说前任的政策“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这话虽然刺耳,但说出了一个事实:CVID在朝鲜身上从来没起过作用,继续喊下去除了自我感动,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如果一条路走了五年发现是死胡同,继续走就是愚勇。
第二个现实:美国和中国都不再把“无核化”当最要紧的事了。 郑东泳在记者会上直言,美国和中国也已放弃了长期以来单纯聚焦于朝鲜无核化的政策。这话有凭有据:2025年12月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压根没提朝鲜;2026年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要求韩国承担朝鲜半岛威慑的“主要责任”,美国的角色缩水为“决定性但有限的支持”。特朗普政府一边把朝鲜叫作“核国家”,一边又说无核化还是目标——自己都没想清楚到底要什么。在中国这边,尽管公开表述仍维持既有框架,但郑东泳的判断是:中美都已不再把“朝鲜无核化”当作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当中美两个大国都不再把这件事当最紧迫议程,韩国如果还死抱着CVID不放,那就不是原则坚定,而是战略孤立。 失去大国支撑的单边强硬,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
第三个现实:朝鲜的核已经“制度化”了。 这不是猜测,是既成事实。朝鲜已经把“核武力路线”写进了宪法,把韩国明确为“敌对的两个国家”。核武器在朝鲜不是临时政策,是立国之本。要求这样一个国家“完全、可核查、不可逆地弃核”——在过去十年没成功,在未来十年也不可能成功。忽略这一结构性约束的任何政策,都注定是空中楼阁。
这三个现实层层递进:前任路线的失败是内因,中美政策调整是外因,朝鲜核能力的制度化则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结构性约束。三者叠加,构成了这场急转弯的全部驱动力——不是李在明政府想转弯,而是形势逼着它不得不转弯。
然而,转向的合理性是一回事,转向后的执行是另一回事。新政策刚一落地,内部就先炸了锅。
四、自己人先打起来了:统一部vs国防部
政策转向最大的麻烦不在外面,在里面。
统一部主张“和平共存”,认为 “在将朝鲜规定为主敌的状态下,不可能谈和平共存” 。郑东泳公开表示,国防白皮书中“朝鲜主敌”的表述 “应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层面重新审视” 。国防部则针锋相对,直接回应: “朝鲜政权与朝鲜军队是我们的敌人,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郑东泳自己承认了这种分裂。他说: “国防部有国防部存在的理由,统一部有统一部存在的理由”,“(出现分歧时)负责协调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问题的核心在于:同一个政府,同一个对象,一个部门说要“和平共处”,一个部门说“视之为敌”——这政策怎么执行? 统一部想跟朝鲜谈合作,国防部把对方当敌人,对方凭什么相信你释放的信号是可信的?内部信号都不一致,对外就不可能有公信力。
更麻烦的是,这种分歧已经溢出政府部门,波及韩美同盟。据报道,原本由外交部主导的韩美对朝政策协议体,在统一部反对下自2025年12月召开首次会议后便“杳无音信”。甚至有报道称,美国因政策分歧缩减了与韩国的情报共享规模。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追问:“和平优先”这个方向,韩国政府自己到底有多统一?如果连内部都无法形成合力,又如何让朝鲜相信这是一套可持续的政策?
统一部与国防部的分歧尚且如此,另一个更根本的层面的矛盾,则直接把这场转向推到了宪法的边界上。
五、更大的麻烦:宪法怎么说?
再往下挖一层,还有更棘手的问题。
韩国宪法第三条:大韩民国的领土是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第四条:以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为基础推进统一。 但2026年5月发布的《统一白皮书》第一次把韩朝关系叫做 “事实上存在的两个国家” ,提出要建立 “以统一为方向的和平两国关系” 。
这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宪法说“是一个国家”,白皮书说“是两个国家”。
保守派立刻抓住这一点,说政府“违宪”。统一部的辩解是:这不是法律上承认朝鲜是国家,只是承认“事实上的国家性”。但这个解释能不能服众,是另一回事。
统一部还作了另一层澄清:白皮书介绍的是统一部长官曾提出的构想,并非政府正式立场。然而,既然这一构想出现在白皮书中,政府再辩解“并非正式立场”,本身就暴露了内部对这个问题缺乏统一口径。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韩国到底是一个追求“统一”的国家,还是一个接受“两个国家共存”的政治实体? 李在明政府的政策转向,把这个问题从书斋推到了前台。而这个问题,不是统一部一家能回答的,也不是一届政府能解决的。它触及的是韩国国家认同的根基——当“统一”从现实目标变成遥远愿景,韩国的宪法、外交、国防乃至国民教育,都需要重新校准。
部门间的裂缝可以通过协调会弥合,但宪法层面的张力,不是协调能解决的。
六、这场转向的真正含义
回过头来看,李在明政府的对朝政策转向,不是简单的“温和”替代“强硬”。
第一,它承认了“CVID”在现实中已经死亡。 不再要求朝鲜先弃核再对话,而是先对话再谈弃核——顺序彻底颠倒。这意味着,韩国放弃了过去十年对朝施压的核心逻辑:不弃核就不谈。
第二,它把“统一”这个终极目标往后挪了。 先“和平共存”,至于统一——那是以后的事,甚至未必是这一代人能见到的事。这在韩国对朝政策史上是第一次。以前各届政府,无论温和还是强硬,至少都把“统一”挂在嘴边。现在,政府说的是“共存”。
第三,它在重新定义韩国的国家身份。 “两个国家”的说法一旦扎根,再想回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叙事,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旦接受“共存”作为现实目标,统一就不再是迫在眉睫的使命,而只是一个遥远愿景。
然而,理解这场转向的含义是一回事,判断它的前景是另一回事。
朝鲜至今对韩国的和解姿态“几乎没有表现出兴趣”。“先冻结”战略如果平壤不接,就只是一份首尔的自说自话。国内统一部和国防部还在为“朝鲜是不是敌人”打架。美国那边,特朗普政府自己的对朝政策都还没理清楚。
郑东泳说“和平优先”。他在记者会上还说过另一句话: “在以朝鲜无核化为目标之前,应该首先追求韩朝和平。”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新政策的逻辑——和平是比无核化更优先、更紧迫的议程。
但这个排序能否成立,不取决于首尔怎么说,而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平壤怎么回应、华盛顿怎么配合、以及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消化这场转向带来的震荡。
和平能不能优先于无核化,能优先多久——这不是政策文件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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