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4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二十届会议上公开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他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卡利巴夫还说，这场战争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也证明在最艰难情况下，人民的韧性和意志能粉碎侵略者的一切图谋。

　　卡利巴夫进一步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非压力和胁迫之下的产物，而是英勇的伊朗抗争与威望造就的结果”。他同时明确表示，中东地区的安全必须由区域内各国自主保障，“持久和平不是屈服、压力和屈辱的产物，而是权威、尊严和尊重的结果”。他还将外国军事力量从该地区撤出视为伊朗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些力量不仅没有创造可持续的安全，反而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这份被卡利巴夫称为“美国战败宣言”的谅解备忘录，其签署背景源于数月的直接军事冲突。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从空中和海上对伊朗发起打击。经过多轮交锋与外交斡旋，6月17日至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过电子方式远程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文件自签署之日起立即生效。

　　备忘录共计14项条款，其中7项为双方共同承诺，2项为伊方单方面承诺，其余5项为美方单方面承诺。伊方核心承诺包括：重申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混合稀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则承诺：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按商定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允许伊朗原油及衍生品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备忘录设定了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将这一将外交文件直接定性为对方“战败”的强势话语置于历史坐标中观察，可以发现其在修辞策略上并非孤例。回溯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晚清中国，清政府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失利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包括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让领土、开放口岸、巨额赔款、丧失关税自主权等内容，实质上是军事失败后的城下之盟。

　　然而在当时的官方奏折和廷议中，以耆英为代表的满族官员频繁使用“怀柔”“抚驭”“羁縻”等传统术语来描述这些对外关系。清政府将条约委婉地称作“怀柔远人”的“抚夷”或“羁縻”之策，其内在逻辑是：对外贸易对清朝而言并不重要，却可以成为“羁縻”西方人的手段，以这一“诱饵”来约束贪婪的西方人遵守秩序。耆英的目标就是把清朝与英国的新型关系纳入大清帝国体制的传统框架之中——朝贡的外在形式虽已消逝，但内在精神仍试图延续。

　　当时朝廷内部也暴露出路线分歧：妥协政策多由满族官员提出，强硬政策则多由汉族大臣主张，折射出晚清决策层对外交现实的认知分裂。尽管官方修辞竭力美化，但历史学者早已指出，这种“羁縻”话语终究无法掩盖清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实质失败。

　　将卡利巴夫的“美国战败”表述与晚清官员的“羁縻怀柔”并置观察，两者在外交修辞策略上确实存在显著的相似性。 无论是当代伊朗还是晚清中国，都在实力对比处于下风或对峙僵持的局面下，通过高调的话语将谈判结果重新定义为己方的主动作为甚至胜利。这种修辞手法服务于对内凝聚民心、对外展示姿态的双重目标——有关条约是“胜利之约”抑或“失败之始”的辩争，实质上反映了各方从国家胜败和强弱的角度阐述对外交本质的理解，也成为现实政治中各派别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

　　然而，两者的历史实质与具体情境有着根本区别。 晚清的条约签署于军事上被彻底击溃之后——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条约是在刺刀威胁下签署的城下之盟，涉及明确的领土割让和主权让渡，其被动性和屈辱性是历史定论。而伊朗此次签署备忘录的背景则是长期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后的外交突破，伊朗并未失去任何领土，备忘录设有明确的谈判期限和延期机制，伊朗在后续博弈中仍保留一定的反制空间。

　　更重要的是，晚清的“羁縻”修辞试图将不平等条约描述为一种主动的“怀柔”策略，用以掩盖实质上的被动与衰败；而卡利巴夫的“美国战败”则是一种更具对抗性的直接话语，他将外交成果归因于“抵抗”而非“屈服”，并明确宣称“持久和平不是屈服、压力和屈辱的产物”。这两种叙事虽然都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但其基调——一个是掩饰性的自我安慰，一个是抗争性的自我标榜——截然不同。

　　国际社会对这一谅解备忘录的反应也呈现出多元立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将其称为“巨大胜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签署表示欢迎，称“随着备忘录的签署，现在可以进入技术层面的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协议“为持久和平铺平了道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备忘录立即生效，并希望其“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许多国际媒体则持审慎态度，认为这份备忘录“只是一份暂时的安排”，意在为美伊就更复杂议题开展谈判“争取时间”。

　　从晚清官员耆英在奏折中“一次又一次地向皇帝解释”条约的“羁縻”意义，到当代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巴库国际讲台上宣告“美国战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跨度里，修辞的外衣从“怀柔”变成了“抵抗”，从“抚夷”变成了“战败”，但话语作为政治工具的核心功能始终未变——为既成事实赋予意义，为后续决策争取内部空间。比较的价值并非在于判定孰是孰非，而在于揭示一个跨越时代的政治常态：在国家间实力不对称的谈判与博弈中，胜利与失败从不只是战场上的客观事实，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定义这些事实的话语角逐。 而这种角逐本身，往往比文件上的条款更能折射出双方真实的实力对比与心理态势。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